佛山不干胶印刷的溯源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书籍价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获得知识，帮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促进了普罗大众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可以说，印刷术在人类传播学的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研究发现，广佛地区是西方近代印刷业传入的前沿，因其兼具深厚的刻书传统和“得西风之先”的地理条件。清代的广府地区刻书在全国占有领先地位，书坊数量之多在全国仅次于北京、苏州而位居第三。“清代刻书要地”六处，其中两处是广州和佛山。不干胶印刷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佛山、广州、潮州成为广东刻印书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清朝中叶，佛山的木版印刷业与广州齐名，也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印刷业中心，现在保留下来的佛山木版年画是清朝佛山印刷业辉煌历史的见证。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我们接触最多的现代印刷产品是书刊印刷、报纸印刷和包装材料印刷。然而，鲜有人知佛山是清代中晚期全国重要的出版地之一，所刻之书甚至流传至东南亚一带，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山市图书馆的佛山文献馆，探访那一时期的佛山印刷业之盛。不干胶印刷

聚集地

佛山书坊集中福德铺

佛山文献馆古籍研究专家刘淑萍从事佛山印刷业研究多年，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其研究成果在学界被广泛引用。为了该主题的研究，刘淑萍平日在整理古籍时，有意识将佛山坊刻本汇总放置在一个书架上。

所谓佛山坊刻本，是指由佛山书铺商人所刻之书。

纵观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史，该技术在宋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的迅速发展最终形成了官刻、坊刻、私刻三足鼎立的格局。官刻，指的是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指的是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坊刻，则指书铺商人刻书。

书架上有一本佛山坊刻本《翰文堂古文评注》，经过岁月的洗礼，这本书泛着古朴的黄褐色，但是，书名清晰可见，字迹工整刚劲，其上标注着书坊为“佛山大地街”。

刘淑萍解释，《古文评注》属于古代科举考试用书，读书人有阅读需求，以营利为目的的佛山刻坊会满足市场需求，印刷这类考试教材。

何为大地街？原来，大地街连同福禄大街、舍人后街、十七间都属于福德铺，佛山从明代开始分为二十四个铺，清代逐渐发展为二十八个铺，书坊集中在福德铺。

道光年间的《佛山街略》显示，福德铺的福禄里主要经营“找换金珠、宝石，卖苏杭书籍”生意，其中多是人民生活日用品，内容繁多，印刷业暂没有成行成市。

但是到了清末民国，这一区域的纸业、书业、印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还有与其相关的笔业、文具业也在此发展起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

《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清后期，佛山二十八个铺中设立二十二个水车公所（政府办事部门），其它的公所都是以各铺为单位，只有书籍行是以一个行业为单位设水车公所的，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地点为谭巷书院。谭巷书院史上没有记载，根据推测应该在福德铺。

刘淑萍推断：“佛山的书坊就是在这样一个工商业与民居混合的区域，在这样一个书籍、印刷、纸业成行的时代背景下生存发展的，他们从北至南分布在十七间、大地街、福禄大街、舍人后街。”

大数据

佛山坊刻书商择畅销书刊行

刘淑萍对自己所掌握的近二百多种佛山刻本进行分类和统计，试图通过数据，追溯散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真相。

在佛山书坊数量方面，虽然业内行家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提到当时佛山有书坊二十几家，但是刘淑萍认为这个数据是有误的。她在统计中发现，可考证清代佛山书坊76家，包括大地街的英文堂、右文堂、翰文堂、文华阁；福禄大街的藏经阁、昌华堂、翰文堂、华文局、瑞文堂、修竹斋、文光楼、天宝楼、英文堂（书局）、宝华阁、正同文书局；十七间的文华书局、同文堂、字林书局；舍人后街的近文堂；走马路的芹香阁。其中，翰文堂有两个刻书地，分别在大地街、福禄大街，同文堂与广州联号。

在出版内容上，刘淑萍发现近二百多种佛山刻本中显示通书、占卜、佛经、道经、医学生活指南类书94种（其中医书46种）；士子考试用书、启蒙等教育类书有52种；小说文艺类有47种（木鱼书37种）；佛山人著述、家谱、地方史料15种，王阳明先生全集，十七史蒙求等学术经典著作4种。

由此，刘淑萍推断：“在清末民国的佛山，其畅销书无疑是生活指南类用书（以医书居多）、教育类书、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小说、唱词等。出版商会对出版的文本进行审慎的选择，他们刊行的是确认无疑的畅销书，那些精挑细选具有普及性和实用性的著作。”

盘点“最”

书市充满市井气息

刘淑萍还在自己的研究成果里呈现了佛山书坊的几个“最”，为人们拉开一幕充满市井气息的历史画卷。

佛山最早的商业印刷活动应该在清乾隆以前就兴起了，刘淑萍所见最早的佛山坊刻本是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同文堂刻印的何梦瑶的《医碥》，同时期的刻本还有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文盛堂的《佛山忠义乡志》，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文光楼的《四书补注备旨》。佛山的坊刻在清中后期达到鼎盛，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才完成他的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

佛山历史最久、经营时间最长的书坊是同文堂，从清乾隆时期初便开始印刷活动，同文堂刻书持续至民国，尤以光绪、宣统、民国为多。同文堂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歇业，由黄氏接顶原铺位，开设“龙文堂”书店。

佛山出版商最擅长的营销手段是利用广告来推介自我，例如，在所出版物上刻上本书坊的名字、地址、堂号，有的甚至刻上自己的经营范围，佛山陈永泰印务店排印的《善文撮要录》书名页后题：“本店承印各界大小文告、会簿、行规、年结、合同、善书、经文、良方等件，机印手印有美皆臻，如蒙光顾，价格克己，铺设广东佛山丰胜街新门牌拾伍号”。

除此之外，出版商们及时抓住民众好奇的心理，在封面上印上“××堂机器板”“××堂电板”“新刻机器印”“请认本堂机器板”等字样，来彰显本书坊印刷方式的奇特和新颖，使“机器板”做为版本学上的一个新的版本名词流行于广东，“机器板”问题近几年已经引起版本界广泛关注和研究。

传海外

佛山刻本见证中外交流史

除了耕耘本土书市，清代佛山书坊还将业务范围拓展至海外，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历史贡献。

暨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博士生严艳在研究中发现，从清代中叶起，佛山已与广州、潮州并称为广东的三大刻印中心。佛山书坊作为“两广书坊集中地”，其刊刻的图书销售地区广泛，不仅在华南诸省有售，还在港澳、东南亚一带广为流传。

严艳的研究基于越南汉喃文献，汉喃是一个汉语词汇，指的是越南传统的本民族语言文书系统，由汉字和本民族文字的喃字混合使用来标记越南语。

在越南现存汉喃文献中，佛山书坊刊刻的作品有正史、地理类书籍以及通俗文学，如《大南实录正编》《皇越地舆志》《南圻六省地舆志》《三字经演义》《千字文演义》《新撰词札》……

严艳发现，佛山坊刻的喃字戏曲与小说不仅对于中越之间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中国小说在越南的进一步传播，如佛山书坊参与到对阮攸《金云翘传》的刊刻之中，阮坚注释并演为汉文的《王金传国音》及《王金传演字》，徐元漠译《越南音金云翘歌曲译成汉字古诗七言律》，黎裕汉译的《金云翘汉字演音歌》《金云翘录》等。随着阮攸《金云翘传》的流传，青心才人原书《金云翘传》在越南也受到追捧……

随着研究的深入，诸多疑问缠绕着严艳，除了越南，佛山书坊在海外哪些国家存在刻本？这些书籍是如何运输到海外？为何佛山成为海外书籍印刷中心之一？中国通俗文学对越南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严艳认为因宥于资料所限，其中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只有待发掘整理更多的史料之后，才能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在刘淑萍、严艳这样的研究者看来，近年来，中国书籍的研究潜能越来越大，美国和日本学术界不断发展有关中华清代书籍史的研究，回归乡土，清代佛山印刷业，是一块值得挖掘的宝藏……